作者：Agnes Quisumbing 翻译：杨以扬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IFPRI工作有20年了，我的工作周年纪念日和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纪念日不期而遇， 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很自豪地宣称：“妇女权利就是人权”。在大会开始前几个月里，我已经在IFPRI领导性别和家庭内部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去北京开会也是我第一次代表IFPRI出差。会议的氛围即像过节又有点嘈杂。从世界各地赶来开会的妇女们(和男同胞们)有的是在北京参加妇女大会的，也有的是来参加在怀柔的社会组织大会。为了避免让更直言不讳的社会组织(NGOs)的声音打扰联合国比较安静稳重的讨论，这两个开会地点离得比较远。我仍然记得，和我一起参会的人们一同坐着没有空调的摆渡车来回于会场之间，但是这些小事并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热情。
我和其他IFPRI的同事们为北京会议共同起草了一份食物政策报告：《妇女：粮食安全的关键》。这份报告通过实证总结了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生产者、收入来源、看护人-以她们的能力兼顾家庭的食物消费和营养保障。90年代之前关于妇女在粮食安全中的作用缺少定量证据。当时在这方面有很多人类学的研究，但是其中大部分属于小民族志研究，这种研究并不能广泛应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背景。因此，我们首次通过在不同国家和环境下，利用实证调研得出的大量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说明，女性相较男性农业产出较低，是因为女性能获得的生产要素较少，这也意味着低效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研究结果还表明妇女更倾向于将收入用在儿童健康和营养保障上。不仅如此，女性的付出对全家的健康和幸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台下的听众们有政策制定者，也有NGO代表，他们都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份研究。我很确定，在关于性别方面需要一份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方案。但是，尽管这对促进性别平等有益，但是要想说服政策制定者并不容易。我们必须用数字向这些精明却非常实际的决策者证明给妇女赋权还会对经济有好的影响。我们最主要的挑战是，测试研究假设需要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但我们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从家庭层面收集来，并没有把男人控制和女人控制的资源区别开。
这个证据上的空白一直激励着我们去做一份更加有实力的研究项目，在90年代，我们从四个国家-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以及南非收集到了新的数据，用来做家庭决策测试模板。我们想更好的理解，在不同国家和环境下，男人和女人在家庭消费中是如何做决策的。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针对调查即将结婚男女们的资产。我们发现男女们在谈婚论嫁时既会考虑双方的物质和人力资产，同时也受到政策干预的影响。这些还影响着他们在结婚时如何分配资源。这对家庭和个人福祉都有重要影响。尽管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观察得来（而非实验证明），妇女倾向于把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健康和营养上。
这项研究结果影响了墨西哥的PROGRESA（进步）计划，之前叫做这个计划叫做Oportunidades（机会），一个国家范围内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CCT)。计划规定，第一次会直接把现金转给母亲，而不是“全家”。由IFPRI组织的PROGRESA项目影响力评估，开创了运用了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影响力的先例。墨西哥项目的成功对CCT在全球范围内的设计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CCT的执行过程中，大家学到了一个重要经验，由于性别观念和文化差异，对不同的地区需要运用不同的实施方案。另外一点，在项目中，不能仅从女性角度出发，而是要把她与家庭和社会联系起来。实际上如果只关注女性还会造成男性的不满，以及过度占用女性日常时间。
资产不仅仅是男女谈判时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一项重要的家庭福祉。我们领悟到男性和女性的产权比资产影响更重要，权利还会受到政策以及农业发展项目的双重影响。这也促成一项新的研究即农业发展项目如何影响性别资产差距。我们关于家庭内部决策和资产所做的研究也可以用来运用到妇女赋权的发展举措中，例如妇女在农业中的赋权指数（WEAI），这项指数已经应用在19个未来粮食保障计划（Feed the Future）国家中，而且，还被全世界其他发展组织采用。
有关性别和粮食安全的政策、研究、实践从9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里。妇女赋权措施已经成为项目监管和评估系统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已经不再是 “二等公民” 。他们已经开始主导妇女赋权项目的实施和创新。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关注妇女作为“粮食安全的关键”也关注性别动态（gender dynamics）-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让男性和女性同时参与到促进粮食安全，改善他们家庭和社区福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