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与CGIAR合作三十周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司组织编写了《中国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战略合作三十年》一书，通过双方合作项目中典型案例的介绍，分析了双方的合作在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农户和农村社区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改善健康和生活水平中的作用。
IFPRI是CGIAR下属研究机构。中国与 IFPRI合作历史由来已久，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近十多年来，IFPRI 的研究和政策分析一直是支持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制定的有效资源。IFPRI与当地机构紧密合作，为中国实现全民粮食安全提供了支持。
以下节选自《中国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战略合作三十年》一书。
为消除饥饿和贫困提供政策方案
-- 得力的政策措施是根除饥饿与贫困的关键
撰稿： 周铮 杨曙光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帮助发展中国家为消除饥饿和减少贫困，提供持久可行的政策方案，是CGIAR下属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一直致力的事业。
与其他CGIAR下属研究中心相比，IFPRI更侧重于对世界各国食物政策以及其他影响农业和粮食产出的政策进行评估，为食物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研究领域广阔，学科跨度大，包括发展经济、经济研究、农业经济研究和非洲研究等领域；其合作伙伴广泛而众多，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大学院校、联合国机构等。
中国与IFPRI的合作历史由来已久，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96年IFPRI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 2003年11月又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成立了“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ICARD）”。如今，ICARD已经成为IFPRI中国项目的主要研究基地，其在战略政策研究、政策交流和能力建设3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得到国家与地方重视和应用，IFPRI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农村公共投资有优先序的差别
中国向农村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然而把钱投到哪里才最有效率？在国内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IFPRI 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投资有优先序的差别。
1999-2005年，IFPRI中国项目在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的资助下，对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优先序及影响评估展开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科研、农村道路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效果最显著。最有意义的发现是低等级道路（大多数是农村道路）对GDP的效益-成本比约是高等级道路效益-成本比的4倍，对农村和城市低等级道路的投资有利于减贫。
研究人员对区域分析表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不仅每单位支出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贫困，也可以产生最高的经济回报。研究成果提供的实用信息和建议，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
IFPRI中国项目负责人、ICARD主任陈志钢表示：“通过对这些投资回报率进行测算，我们才能做出这些建议，希望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世界银行在《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借鉴了IFPRI在中国的公共支出回报的案例研究，主张政府要加大对农业部门的预算分配。
中国政府此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也受益于IFPRI的建议。这些政策包括增加对农业研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支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取消农业税；区域资源分配向中国贫困的西部地区倾斜。
为小散户设计生猪小额保险合同
很多人认为政策研究属于理论化的内容，高深莫测，实际上，IFPRI的研究不仅能为上层决策机构提供数据支持，也能够脚踏实地地为农民的切身利益带来好处。近年来，中国畜牧业发展迅速，但是畜牧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原料价格的上涨、疫病的发生，都给养殖户特别是小散户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农业保险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现象引起IFPRI中国项目办公室的关注。
2009年下半年，IFPRI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对中国“生猪小额保险项目”展开调研，ICARD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资助下，具体承担了这项课题。由于中国畜牧业正在力推标准化规模养殖，小散户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需要依靠保险来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课题组选择了养殖规模较小的四川省资中县，在了解当地保险合同设计、农民的资金约束问题后，他们提出了两个建议：把育肥猪商业合同由原来的4个月，改为6个月（因育肥猪需要6个月）；在农民把猪卖出去后再付保险费，减少农民的资金压力。其中第一个建议已被资中县畜牧食品局和资中县人保公司所采纳，第二个建议也正在被积极考虑之中。通过资中县畜牧食品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资中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合作落实，当地小散户养猪农民加入保险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促进了当地的畜牧业的发展。如今，生猪小额保险已经在中国6个省开始试点。
这个研究课题通过贴近现实的调查研究，为农民解决了实际问题，把国际上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带到了中国，成为中国与IFPRI合作的典范。
推动扶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IFPRI 的根本宗旨是“寻求根除饥饿与贫困之良策”，这就要求学者们从农村农民、政策制定者、消费者、妇女与儿童等角度进行研究。这种多元化的方法才能为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寻找依据。
2007年10月17日是全球第1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室、IFPRI共同主办的“关注贫困，行动起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约400名中外嘉宾在会议期间共同探讨全球领域的减贫问题。
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当天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显示：在扶贫领域，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 14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30.7％下降到2.3%。中国几十年来的成功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次大会在中国的召开，进一步唤起了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提出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切实推进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同时展示了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就和经验，增进了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对中国扶贫工作的了解，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了扶贫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需制定适应性政策
作为国际农业政策的研究者，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跟踪和信息掌握必不可缺，而促进国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也成了IFPRI的一项重要使命。
针对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这一世界农业科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2011年11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IFPRI在北京共同主办了“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金砖五国”、美国、日本、欧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CGIAR等国家和机构在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领域的120多名中外嘉宾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IFPRI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IFPRI认为气候变化对农业和贫困人口的影响很大，所以制定适应性政策很重要。因为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手段。减排很重要，但是在谈判中容易搁浅。面对气候变化不可逆转的现实，其实应该思考如何去适应它。IFPRI建议适应性政策必须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重点，国际社会要加强对农业农村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支持。
会后专家根据会议成果为南非德班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撰写了政策建议书 “Fighting Hunger in a Changing Climate: How Can Agriculture Adapt?” （《与饥饿作斗争：农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其中，关于在12个优先领域加强公共部门农业研究、增加空间数据的使用和可获得性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大会上得到了热烈的反响。IFPRI适应性政策的提出，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
前瞻性政策研究人才不断涌现
IFPRI 中国项目负责人陈志钢博士介绍说，近年来，通过与IFPRI的合作开展的人才培养，中国许多农业经济学家在职业发展和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不少突破，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到IFPRI总部接受培训，并在同IFPRI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其中张玉梅是中国和IFPRI合作培养人才的一个典型案例。
张玉梅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她于2007年到IFPRI学习，在在刁新申的指导下学习一般均衡可计算模型（CGE模型）。2011年她再次赴IFPRI学习多部门多市场局部均衡模型（EMM模型）。回国后她将模型引进到国内，并建立了中国的CGE 和EMM模型，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China Economic Review》以及《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等诸多国际知名期刊。张玉梅先后受邀到加拿大、塞内加尔、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2013年她开始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与IFPRI专家开展合作研究，使用贵州调研数据开发村级CGE模型。
根据IFPRI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签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农业科学院每年都会选派1-2名科研人员到IFPRI总部美国华盛顿访问学习。自项目实施以来，已经有近20位研究人员从此项目中受益，并积极推动了双方的国际交流合作。ICARD 成立后，IFPRI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内其他高校联合培养了32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6名，博士研究生20名，硕士研究生6名。通过这些国际合作交流，中国培养了一批前瞻性政策研究人才。
IFPRI 通过在中国的实证研究，用数据说话，为中国“三农”问题战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也帮助政策制定者提高了决策过程的科学性。IFPRI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将为中国的农村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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