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博客

2018年10月24日至26日，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与非洲联盟委员会(AUC) 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召开了“区域战略分析与知识支持系统(Regional Strategic Analysis and Knowledge Support System, ReSAKSS)”  年会。ReSAKSS旨在同非洲内外的政策制定者、合作伙伴、研究人员、倡导团体、农民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一道，促进对《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omprehensive Afric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 CAADP)》实施议程的审查和对话。本年度会议的主题是“促进增长以在2025年结束饥饿：社会保护的作用。” CAADP是由非盟在2003年发布的，旨在通过地区层面合作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的行动框架。ReSAKSS会议与非盟CADDP挂钩，对非洲国家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重要意义。 这次年会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在IFPRI的支持下，ReSAKSS发布了会议的成果文件《2017-2018年度趋势和展望报告(ATOR)》，深入探讨了非洲国家社会保护的现状和未来。ATOR作为CAADP官方的监测评估报告，跟踪了30多个CAADP关键指标的进展，总结了非洲农村现行的社会保护项目的成功经验，分析其对政策的指向性作用。在非洲执行《马拉博宣言》和《2063年议程》之际，ATOR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社会保护在减少农村家庭脆弱性和提高农村家庭抗灾能力方面的知识空白。

空气污染的受害者可谓不计其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近十分之九的人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伦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空气污染甚至可以从母亲的肺部转移到胎盘和胎儿，伤害到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 此前我们的一篇博文《新发现：空气污染会导致语言和数学测试分数降低》中，就引述了北京师范大学张欣、耶鲁大学陈希和北京大学张晓波的文章《空气污染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众所周知，吸入受污染的空气对身体健康有消极影响，但空气污染对人类智力的影响鲜为人提及。这篇研究发现了持续暴露于空气污染会降低人类智力。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智力的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那些全球范围内污染最重的几个城市而言，空气污染不仅会增加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成本，还会带来人类发展成本。 世界十大污染城市里，有六个都在印度。印度近年来一直在努力遏制首都新德里和其临近州的大气污染问题。与作物燃烧季节相吻合，每年秋末和初冬空气污染都会恶化。这种秋冬季的污染恶化已成一种更永久的，而非转瞬即逝的城市生活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可以见到。比如Zabol（伊朗），Gwalior（印度），Allahabad（印度），Riyadh（沙特阿拉伯），Al Jubail（沙特阿拉伯），Patna（印度），Raipur（印度），Bamenda（喀麦隆），邢台（中国）和保定（中国）。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物数量至少是污染最少的国家——新西兰的12倍。在那些繁忙的大都市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心，人们的生活质量被空气污染劫持着，居民们正不情愿或者无意识的被大气污染所带来的疾病困扰。世界卫生组织称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都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几乎所有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达不到空气质量标准。但是大气污染不仅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发达国家也需要担心空气污染问题。 在2018年8月，人类社会在保护环境和减少空气污染方面做出的努力遭遇了很大的挫折：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计划大幅放宽燃油效率标准。这项举措可能使美国社区充斥着由车辆排放导致的危险空气悬浮颗粒。有报告显示，美国环保署认为特朗普关于燃煤发电厂排放的新法规将造成每年有额外的1,400人死亡。 在这种环境政策倒退的背景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污染严重的地区，更需要有可持续的政治意愿和循证政策措施来支持控制大气污染。研究人员关于污染对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新证据，证实发展中国家的有害污染物对数百万人的生命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清理污染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从治理大气污染成效显著的国家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健康和经济代价。 本文原文（英文）发表于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作者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张晓波。 图片授权：Mark Danielson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Katrina Kosec，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策和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Valerie Mueller，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发展经济学家Joyce Chen联合撰写的论文《走向绝望？巴基斯坦的国内人口迁移和福祉》（Moving to despair? Migration and well-being in Pakistan）在《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2019，113卷：186-203页）杂志上发表。

如果田里的瓢虫数量翻倍，棉农每年将能增收3亿美元。 图片来源：中外对话 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传说：每当你看到一只瓢虫， 你都应该把它放进钱包里，因为它象征着好运气。 这些老话的背后总是不乏真理。华北平原棉田里的每一只瓢虫至少能为农民带来0.05元（约合0.01美元）的经济效益。 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将中国三分之二棉田中的瓢虫密度增加一倍，那么每年就能为农民带来3亿美元（约20亿人民币）的收入。 蚜虫对棉田作物的危害极大，而瓢虫正是它们的天敌。在中国，棉农通常使用化学杀虫剂来消灭蚜虫。长期以来，这也被认为是最简单、最经济实惠的害虫防治方法，并在全球得到了大规模使用。 自然解决方案 但是，化学杀虫剂的使用会抑制大自然提供的免费杀虫“服务”。对于蚜虫来说，漂亮而又惹人喜爱的红黑色瓢虫就是恶毒的捕食者。据估计，一只瓢虫每天可以杀死50只蚜虫，一生大约可以杀死5000只蚜虫。 结合昆虫取样和家庭调查后，我们的研究发现，瓢虫（主要包括异色瓢虫、龟纹瓢虫和七星瓢虫）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我们计算发现，即便在同时使用大量杀虫剂的情况下，每只成年瓢虫每年仍然可以提供价值0.05元的“杀虫服务”。 但是大多数农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中国每公顷棉田大约有1.35万只瓢虫。如果将这些“农田卫士”的平均密度增加一倍，那么每公顷棉田就可增收664元（约合93.67美元）。如果将此举推广到全中国三分之二的棉田，则每年可增加经济收益近20亿元（约合2.908亿美元）。 好处多多 推广瓢虫治虫法可以解决的远远不止消灭蚜虫一个问题。如果能够减少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对农民和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环境都能带来不少好处。 中国农民过量使用化学杀虫剂导致化学制剂渗入食物、水和生态系统，从而带来了不小的环境损失。 同样，接触杀虫剂还会对农场工人、消费者、居民和牲畜带来负面的健康影响。 过量使用农药还会破坏害虫的自然防治机制，在消灭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瓢虫等重要的益虫，同时还会由于害虫产生耐药性而引发虫害频繁爆发的恶性循环。 农药还会影响农场的收益。使用杀虫剂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会让农民对杀虫剂产生“依赖”，从而放弃了其他解决办法。长远来看，减少杀虫剂用量对中国的农民是有利的。 不断升级的收益 我们的研究显示，农民使用的杀虫剂越少，瓢虫消灭蚜虫的作用就发挥得越充分。 如果我们能将现在每公顷22.35公斤的杀虫剂超标用量削减四分之三，那么瓢虫的边际价值就能从每公顷48元（约合6.98美元）上升到118元（约合17.6美元），相当于增加了2.5倍多。 一旦这种生物防控机制——这里指的就是瓢虫的棉田杀虫作用——开始发挥作用，农民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杀虫剂的用量，尽管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激励措施。但是，瓢虫和其他害虫天敌的价值就会得到提升，从而形成可持续农业迫切需要的良性循环！ 这些发现从经济、健康、环境等方面为相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从而有助于通过政策减少化学物质使用、加大农民扶持力度，以降低有害生物风险。 但是，农民和政策制定者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首先，我们需要量化虫害生物防治机制的潜在价值，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价值。应该把这类信息的传播当作首要任务，例如通过农业推广服务，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服务分享有关农业化学品的健康风险以及负面环境影响的信息。 但是，仅仅共享信息还不够。 其他非经济层面的障碍仍然存在。（至少从短期来看），自然虫害防治机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似乎比杀虫剂更高。这类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保险计划、农业种植策略培训等方式来加以解决。通过培训和宣传也有助于农民树立信心，放弃杀虫剂，选择害虫的自然防治机制。 所以，下次你再看到瓢虫时，不要只顾着许愿。要感谢它为我们经济做出的贡献。珍视瓢虫和其他昆虫、动物的作用，这对于我们做出最佳决策，有效管理我们的食物系统、商业活动和生活环境都至关重要。 本文原载于中外对话，作者张巍博士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 ）研究员，翻译Estelle。 张巍博士感谢扶贫生态系统服务（ESPA）计划，以及中国科学院对外合作计划、荷兰科学基金会、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 湖州大学科学院、瓦赫宁根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