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产品部门正面临一些重大挑战。
例如，一些商品低廉的全球价格与较高的国内价格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从2008年到2014年，虽然国际粮价回落，但政府设定的大米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却有所提高。
同样，国内玉米价格接近美国的两倍，这导致了玉米生产扩张，并可能减少农民轮作作物的意愿，增加土地肥力降低的风险。
此外，国内高产量和高价格也使得政府储备了大量粮食——2014-2015年的粮食储备为国内粮食消费量的46%。而农产品系统的问题也造成了不平衡——当上百万人口营养不良的同时，营养过剩人群也在不断增加。
据估计，2014年中国超重和肥胖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4%。肥胖是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糖尿病，其发病率从1980年的不足1%增加到2013年的11%。
收入的增长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出现了更多肉类、糖类、盐、油脂、精制谷物和加工食品。
尽管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仍在增加。
农业集约化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首先是土壤健康。2014年的一项政府研究表明，中国19%的耕地受到了污染，主要为镉、镍和砷污染。
日益复杂和延长的食品价值链也使得病原体引入和农业相关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增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有更多的食品通过更长距离的运输到达城市中心，这增加了食品污染的风险。
在农业生产方面，促进产量提高的努力加大了对稀缺的农田和自然资源的压力。大约40%的耕地出现了退化，其部分原因就是补贴化肥的过度使用，而农业生产消耗的水资源也占据了全国水资源消耗量的65%。
同时，农业活动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这些都会影响到作物产量、价格和贸易流通情况。
中国对农业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减少城乡不平等的目标驱动的。然而，尽管人均收入总体上有所增长，不平等程度也在加深：较为富裕的社会阶层比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城乡收入差距尤为显著，近年来其收入比率保持在3比1以上。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以提供持续、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供给侧改革就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改革需要侧重于确定农产品制度基本面。为建立更有效的粮食生产体系，制度层面的改革必不可少。
由于拥有少于2公顷土地的小农在农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应该给予他们更多支持，促使他们转移到更有营养、更高利润的食物的生产活动当中，或者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
考虑到土地产量与农场规模呈正相关的最新证据，应当通过升级土地基础设施以及培训和机械化的制度安排扩大农场规模。
像农村合作、企业联动这样的创新是有效的。
高效和运作良好的土地租赁和销售市场对实现高效的粮食生产也将非常重要，而在资源配置方面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框架也同样重要，它已被证明可以促进水资源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应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参与到更加一体化的国际贸易渠道中，重点生产水果和蔬菜等高价值农产品，并增加谷物和植物油等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
加强对农民在获取市场信息、培训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同时摆脱有害、扭曲的贸易政策。通过南南合作增加技术转让、技术援助和投资也将有助于弥补差距。
其次，应当促进政策创新。对气候智能型、资源高效型农业的投资，尤其是通过生物强化和精准农业种植高产、气候适应和高营养的作物品种，是拥有巨大潜力的领域。
以政策创新支持生产和消费更为健康和营养的食物也非常重要。
在对化肥等农业投入和主粮的补贴方面进行改革将是至为关键的，在此基础上，资金可以转移到水果、蔬菜和其他更有营养的食品的生产当中。对不健康食品征收的税收也可以用来补贴营养丰富食品的生产。
还要推进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政策，在短期福利以外提供更加长期的自主权，例如增加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农村居民和城市务工人员在健康、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保护，并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福利的可移植性、增加获得社会保护资源的机会也十分重要。
第三，应当支持建立高效和包容的价值链，改善法律、监管和制度框架。科技创新，尤其是信息通讯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创新，可以连接农户和城市市场，为包容和安全的价值链的建立提供支持。通过确保粮食价格反应投入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以减少食品价值链中的粮食损失和浪费，也将有助于提升食物系统的效率。
未来几十年内，农产品系统将继续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迅速变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对于确保持续、健康和营养的食物系统至关重要。
樊胜根：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
原文（英文）载于中国日报网
编译：张力文
图片授权：张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