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 樊胜根
本文是From Famine to Feast in Forty Years: Policy Matters的中文译本，英文原文发表于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全世界的食物供应状况不良。那时有一些关于“食物分类”的言论——食物丰富的国家会决定哪些食物缺乏的国家能得到食物，因而将其它国家置于死地。那时，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处于危险边缘。尽管社会上广泛认可拥有食物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并没有足够的食物或解决方案来保障这项权利。
现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仍然存在，但规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在过去15年里终止了饥饿的蔓延流的确，人类在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上取得了巨大进展，让“食物分类”的想法成了反乌托邦电影中的情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许多人起着关键作用，其中包括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和阿玛蒂亚·森，后者帮助解释了导致饥荒的结构及政治因素。一个幕后的关键作用是基于实证的食物政策研究，这有助于指导决策，帮助许多国家改变了粮食安全与营养的状况。
食物政策研究能提供决策背后的证据，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充足、营养和可持续的食物。食物政策研究也提供政策选择来分配稀缺资源，如食物、土地和水。食物政策研究有助于指导绿色革命的开展，并为其成功（尤其在亚洲）创造了条件。
食物政策研究帮助越南改革了大米产业，将其从大米进口国转变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食物政策研究也有助于指导亚洲和非洲的农业投资，对农村基础设施、研发和灌溉的农业投资能带来高额的收益例如，促进这样的投资能帮助大约7.5亿印度人口摆脱贫困。
食物政策研究也会涉及农业以外的部门以更好实现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的目标。例如，在孟加拉国、埃及和拉丁美洲关于社会保障的政策研究有助于穷人获得食物，并享有更多经济繁荣的机会。经过严格的评估，食物政策研究帮助了墨西哥“进步”（现在叫“机会”）现金转移项目的扩大，这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也是许多其它国家社会保障项目的模型。食物政策研究有助于提供儿童营养不良所带来的的生理、社会和经济后果的证据，这也引起了对营养问题的更多关注、重视和资源分配。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四十年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三个组织联合成立了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从那时起，我们为消除饥饿、营养不良和贫困而进行政策研究，并努力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被列入全球和国家议程中的重要位置。
但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今天，8亿5百万人仍然遭受着长期饥饿, 超过20亿人口缺乏重要的微量元素，比如铁和维生素A。此外，许多国家正在努力消除一种新型的定时炸弹，即肥胖形式的营养不良，这已成为全世界的最大的人为造成的社会负担之一。在不计一切代价地追求农业增长之时，全球农业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利用的一大主体。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退化的土地、稀缺的自然资源和迅速变暖的地球。
当我们放眼于今天所面临的为了可持续并营养均衡地养活增长中的全球人口的挑战，现实可能会使人气馁。但我们在40年前就面对过巨大挑战，并在减少饥饿与营养不良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错误中学习，试验并系统地寻求最高效和有效的行动方案。换言之，我们变得更擅长使用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来指导决策。这是我相信我们不用再等四十年来结束饥饿与营养不良的一个理由。
IFPRI正在进行的研究领域包括气候智能和可持续型农业、农业促营养和健康、转变中的小农户，治理和体制以及性别平等。IFPRI的这些工作有助于提供综合的证据以面对未来的挑战。在全世界已显示的进展和所做承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能够让饥饿与营养不良成为过去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