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Thomas Reardon, Johan Swinnen and Rob Vos
图片来源：Sven Torfinn/Panos Pictures
编译: 黄齐昀
新冠肺炎同时揭示了食物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韧性。政府实行的封锁政策和其他限制政策影响了劳动力供应、投入供应、物流、批发、零售和食品服务，供应链从农场到零售面临中断。但供应链也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和创新力，适应其面临的供求冲击。这为即将召开的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UNFSS）主题之一提供了经验：如何提高食物系统抵御冲击和压力的能力。
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因产品类型而异。事实证明，小型农场的水果和蔬菜劳动密集型生产比大型农场的谷物和其他主食的机械化生产更加脆弱。许多易腐食品的收获后处理、包装和加工（特别是肉类包装）的密集工作条件，使得新冠肺炎很容易在工人间爆发。
疫情的影响还因国家和食品市场的一体化和现代化程度而异。发展中地区供应链转型阶段分为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三种。食物系统正在从较短的传统型供应链向过渡型供应链发展的国家最容易受到供应中断和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
过渡型供应链已经较长（从农村延伸到城市地区），依靠后农场部分的后勤服务和劳动力雇用，但农场和零售市场之间的连接点仍然很分散，由许多中小企业主导。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这些地区的供应链在疫情前就受到储存温度控制能力不足、加工能力有限、运输基础设施差、投入市场脱节和供应商资金不足等限制。这些因素使此类供应链特别容易受疫情限制的影响。例如，宵禁会造成粮食损失，因为易腐食品运输不得不在炎热和潮湿的白天，而不是凉爽的夜晚进行，又或者因为雇佣的劳动力不能够报到上班。
现代型供应链通常受影响最小，且具有更强的调整和创新能力保持运行。现代型供应链中的大公司受益于对供应输入和营销渠道的掌控、在网络内供应商之间和目标市场之间切换的灵活性，以及创新业务运营所需的充足资源。
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种广泛的现代化模式。一些大型运营商建立了纵向整合的供应链，以控制投入和产出交付，限制交易成本。其他大型连锁超市、贸易商和食品加工商雇用一系列中小企业来支持运输、物流、分销和配送。纵向整合的供应链在疫情期间普遍表现出更强的韧性、适应力和创新能力。相比之下，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链则更加脆弱，因为它们无法适应流动限制对工人的影响（当企业依赖雇佣劳动力而不是家庭成员时），而且容易受到运输和投入供应中断的影响（特别是在储存和加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塞内加尔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供应链就展现了这种适应新冠冲击能力的鲜明对比。垂直整合的大型现代公司，专门为出口市场生产水果和蔬菜，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些公司能够调整业务运营，以规避劳动限制并调整销售渠道。相比之下，塞内加尔国内市场中分散的小型农场、贸易商和经理人受到劳动力限制和投入供应中断的严重影响，且由于缺乏足够的储存和风险管理能力有限而更加受创。
在埃塞俄比亚，蔬菜供应链也受到运输中断和关键农业投入供应中断的严重影响。为了应对疫情，政府出台了贸易限制措施，以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进口竞争。这对埃塞俄比亚菜农的影响好坏参半。那些可以销到城市市场的农民受益于价格上涨和当地以及国际竞争的减少，但那些不能向国家其他地区交易的农民却遭到损失。此外，埃塞俄比亚小型蔬菜农场受疫情的影响比中型农场要小，因为较小型的农场对雇佣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也较低。
食品供应链中的一些小型农场和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业务运营调整，得以在疫情期间进行适应和生存。例如，在中国，大量小农往往通过他们的合作社，借助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建立自己的网上商店，并通过社交媒体集团做广告，绕过中间商，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提高他们的收入。这种新的农业商业模式似乎运作良好，特别是在拥有特色农产品、便利基础设施和物流的地区。
中小企业食品加工商也开始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以应对疫情流动性限制。例如，在泰国，中小企业利用各种媒体（包括Facebook、手机网络和本地中小企业配送应用程序）组织在线销售，设法与外国背景的电子商务公司（如阿里巴巴的子公司Lazada）展开竞争。在其他地方，农民团体和食品中小企业通过与大型电子商务公司联系，建立了新的抗灾能力。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农民团体与拼多多的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合作。Rumah Sayur 集团是一家拥有 2500 名农民的蔬菜农场合作社，疫情发生时，其订单下降了60%。该公司通过与阿里巴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直接向消费者销售蔬菜，从而恢复了销售。同时，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和配送中介机构也直接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便利。在马来西亚，鱼类配送中介MyFishman.com 正在帮助从事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中小企业通过新鲜海鲜订阅和送货服务进行销售，从而避免在潮湿市场销售或亲自与消费者接触。
因此，农民和食品企业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脆弱性，但同时又展现出适应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的能力。大型公司显然具有更强的创新和调整能力，但许多农民团体和中小企业同样通过与食品供应链中的大型企业合作或竞争，在危机中找到了新的机遇。通过在劳动力准入、产品采购、营销、技术（特别是电子商务的使用）和金融弹性等方面提高灵活性适应危机。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应该考虑到这些改变，因为这些组织创新可能会持续扩散。这些创新几乎完全是纯粹的市场反应。但是，它们严重依赖公共投资和政策创造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接入等条件，同时市场机构对于价值链整合和降低市场准入成本也至关重要。如果小农和中小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这种条件，政府应当介入，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以便利中小企业进入市场，获得可负担的移动服务，并避免创新导致食物市场更加不平等。这些支持将提高食物系统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并有助于提高其包容性、促进可持续性转型。
Thomas Reardon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和UNFSS Action Track 5中小企业平台教授；Johan Swinnen是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也是UNFSS财务杠杆的共同负责人；Rob Vos是IFPRI市场、贸易和机构部部长，也是UNFSS-AT2中国行动平台的领导小组成员。
*本文系英文翻译，请点击下方链接查看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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